长征期间，除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外，最为棘手的挑战便是军队的后勤保障，尤其是士兵们的食物和治疗伤病所需的药物。这些问题可谓让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头疼不已。对于一个小家庭的日常开支，常常让家庭主人大伤脑筋，更不用说支撑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了。

在长征过程中，毛泽民，毛泽东的弟弟，肩负着一个重要责任——筹措经费。毛泽民比毛泽东小三岁，生于1896年，二人兄弟情深，小时候常常一起下地劳作，住在一起，生活密切。毛泽民受兄长毛泽东的影响很大，早在1921年，他便加入了革命队伍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。

1935年1月，红军强渡乌江，来到了遵义。当地的百姓热情地欢迎红军，但红军发行的“红军券”却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。百姓之所以对这种纸币心存疑虑，是因为当时蒋介石家族控制了财政，滥发各种金圆券，使得普通百姓已经失去了对任何纸币的信任。

面对这种困境，毛泽民感到无计可施，最终将这个问题交给了毛泽东。毛泽东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思维，再加上他热衷于调查研究，这让他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，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。经过短暂的思索后，毛泽东启发了毛泽民：“货币未产生时，老百姓是如何生活的？”这句话让毛泽民豁然开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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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当时最缺的物资之一就是盐，而盐的供应主要依赖四川的运输。由于贵州的地势险峻，交通不便，百姓吃盐变得格外困难。遵义则是黔军柏辉章的根据地，红军占领遵义后，缴获了五吨盐，这无疑是一笔极为宝贵的战略资源。毛泽民决定，红军必须以“红军券”来购买这些盐，一块面值的“红军券”能兑换2斤盐，而一块银元则能兑换10张“红军券”，即一块银元可以换取20斤盐。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极大优惠，大家纷纷争相兑换“红军券”。

然而，由于贵州的地理环境和红军人手不足，红军在这里的驻扎时间非常短暂，最终不得不撤离。红军在撤离时，并没有像国民党那样卷走百姓的财富，而是按照之前的兑换比例，将百姓手中的“红军券”全部换回银元，悉数归还给老百姓。

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红军在筹措经费时并没有依赖压榨百姓，而是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让老百姓受损。这种做法让百姓感受到了红军的正直和真诚，进而愿意发自内心地支持红军，成为红军长征期间稳定资金来源的重要保障。

当然，由于百姓自己也生活在战乱中，财力有限，无法提供过多帮助。因此，毛泽东除了为弟弟出谋划策之外，他也时常寻求其他方式解决资金问题。比如，他曾写信给宋庆龄，请她出面向掌控国民党财政的宋子文借款。尽管宋庆龄与毛泽东由于革命立场不同早已分道扬镳，但她依然慷慨解囊，动用了孙中山的积蓄，并通过抵押自己的房产，筹得了5万美元，送给了红军。

红军即将到达陕北时，部队的粮食和资金出现了严重问题。为了保障军队生存，毛泽东还向徐海东借了两千元。徐海东作为红军中的一位关键人物，充分理解中央红军的困境，于是将自己仅剩的7000元中，拿出5000元支持毛泽东。

在长征途中，红军也与一些地方势力发生过联系。在湘西的短暂休整期间，红军与广东省军阀陈济棠有着一定的生意往来，而毛泽民负责了这方面的协调工作。

1938年，毛泽民受中央委派前往新疆开展工作，然而在1942年，毛泽民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。盛世才为了拉拢毛泽民，特意准备了新疆独特的烤全羊。毛泽民吃惯了这些风味独特的烤羊，面对盛世才的“好意”，他毫不留情地拒绝了，并戏谑道：“我吃惯了你们的烤全羊，如果可能，你就做一碗红烧肉给我吃吧，我想你不会如此吝啬吧！”毛泽民的回答直白而决绝，显示出他对盛世才的拒绝，坚定表明自己心意坚定，不与敌人合作。

不久后，毛泽民与陈潭秋一同被盛世才残忍杀害，年仅47岁。直到两年后，其他被盛世才囚禁的红军同志才得以获救。毛泽东在探望被救出的同志时，得知了毛泽民的死讯。张文秋递给毛泽东一只算盘，毛泽东一眼便认出是弟弟毛泽民的东西。张文秋哽咽地告诉毛泽东，毛泽民已经遇害，而他唯一留下的只有这只算盘。

毛泽东听后心如刀割，默默地抹去眼中的泪水，那一刻，亲情与革命信念的交织，深深触动了毛泽东的内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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